李更：书角页边

我这个年龄段的作家，早期的文学储备，很多来自于“文革”时期的诗歌、小说，准确地说，来自于那个特殊时期的标志性作家——浩然。

有朋友说，你为什么自我矮化？没有，我一直没有改口，到了今天，我更加坚定地认为，我的文学营养非常完善、健康。

我现在还经常随手翻阅《艳阳天》《金光大道》。有不少人攻击路遥，就是说他的写作手法落伍，类同于浩然，甚至“文革”前十七年文学。我不这么看。现在再去看浩然，不得不佩服，他真的是新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集大成者，是一个不容易超越的高峰。

首先，他创造了自鲁迅以来第二个系列性类型化文学人物。研究近当代文学多年，我发现，那么多作家的写作，并没有创造出什么类型化人物，也没有为中国民族语言的发展提供新的词汇——要知道，作家有义务创造，或者从民间口语中提炼语汇去丰富民族语言的宝库。而除了张天翼的《宝葫芦的秘密》《华威先生》，从鲁迅到浩然，这方面几乎就是个空白，直到出现“弯弯绕”“滚刀肉”“马小辫”“高大泉”——这些不仅是一个个可以和实际生活对号入座的鲜活人物，还成为市井社会的流行词。

最近读浩然，发现他的小说居然大有深意，埋了地雷。两个农户在土改时分了地主家的骡马大车，一个拿了骡子，一个拿了大车，两家一直为此矛盾不断，他们必须合作，否则都不能用，但是合作又老是摆不平，都认为自己吃亏了。于是又来找地主评理，要求地主主持正义帮自己说话。是不是黑色幽默？先锋小说吧？浩然没有写地主的内心活动，却是写了村支书面对冲突，批斗地主挑拨离间，是阶级敌人又在搞破坏。按照今天网络上的说法，真是“活久见”。

我一边看，一边想，其实可以把浩然小说按照现在的观点重新写一遍。如果是我写，我可以把那些人物写得非常搞笑。

在国际美术界，改写与恶搞一直是波普艺术最时髦的追求，他们叫做“向大师致敬”。最近几年，国际艺术品拍卖的最高价格，几乎都是这样的当代艺术作品创造的。在中国，其实也早就有了，比如黄宾虹之于“四王”，李可染之于黄宾虹，张大千之于石涛，齐白石之于吴昌硕，崔子范、李苦禅之于齐白石。

每次坐飞机，我会习惯性地翻阅那些精美的航空画册，上面有大量奢侈品广告，引导富人的消费。当然包括花园洋房和别墅，经常出现的广告词让人想到一个自杀了三十年的诗人海子——他在自己二十五岁生日过后两天卧轨山海关，这里面有什么玄机吗？

其实，那个时间我在广东一家报社做“民工记者”，也过得非常沮丧。当地新闻业很多人是不在编的临时工，和其他行业的农民工一样。那时没有同工同酬，临时工收入至少比有编制的正式工少一半，而且活儿还多一倍。我们的报纸是对开四版，经常是四个版面都有我写的消息、通讯、专访。

最近，有家刊物介绍我的字画，提到我的简历时，说我发表了上千万字的文章。这引起了别人的质疑。那个简历不是我写的（以前我也曾经热衷于编写自己的简历，总希望有朝一日用得上，后来却没有什么机会用，就不再写了。如果有地方跟我要简历，我甚至连几句话都懒得写，并且，一想到有的人能把简历写成文章，就羡慕不已，起码人家还有激情），是我在羊城晚报出版社出版一本小书时，编辑随便写的。书在出版过程中审查再三，二十万字删除了一半，我连送人都觉得拿不出手，所以连简历也没有看。现在看来确实不合适，虽然其中并没有多少夸张。我从大学毕业就开始做记者、编辑，三十六年了，千万字绝对有，只是，大部分都是“本报讯”之类的。那时还没有电脑，都是用笔，写得我右手中指关节处磨出的老茧像石头一样坚硬。

我就这样干了三年“民工记者”。

所以我对海子的行为非常不理解。我也曾经在北京流浪，是最早的“北漂”，1984年就去了，工作了半年，住在白家庄北里，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招待所，还是个地下室，每天像老鼠一样钻进窜出。我在那里请客，叶文福、高伐林、陈松叶等都是我的座上客。如果当年我能够像海子那样在北京的一所大学上班，有寒暑假，应该比我现在已经“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”的感觉要好得多，而且，在北京当农民工都比在南方当一个白领好。有一个湖南农民工，只是在武汉的一所大学旁听了一下，然后跑到北京想方设法呆下来，十几年后，就是京城的著名诗人了，可见平台决定命运。像海子那样年纪轻轻就在京城有了体面的工作，我觉得他应该没有自杀的资格，尤其是他出身于那么贫困的乡村（他的家乡现在仍然没有脱贫），他的抑郁完全是因为对现实的要求过高。

我是从当时我的顶头上司那听说海子自杀的事的。他是嘲笑的口吻：一个写诗的因为发表困难气死了，用这个办法做广告，出名成本太大。我知道他其实也在暗讽我这个文学青年。

事后我才去打探，得知这个诗人叫海子，北京大学毕业的神童，留在北京的大学就业。这样优越的条件，为什么这样？

我后来也因为编辑文学副刊，接触到不少有抑郁症的诗人，其中一个笔名叫“梧桐树”的也自杀了。他们的抑郁来自于他们的本身，就是现实离自己的梦想太远了。

三十年前的海子，应该是还没有今天这些诗人对物质享受的苦求。虽然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还是一穷二白，但是海子似乎更加在乎精神。不过，看看海子的文集，也没有什么忧国忧民，他只是忧他自己。

新时期以来，中国诗人基本上是两个大类：“忧国忧民”与“私我”。改革开放四十年，诗人们经过短暂的忧国忧民时期，随着经济发展，很快就“物质化”了，进入所谓“小时代”，然后就是充分甚至过分表现自我，诗人变成私人、私我，自私自利，唯利是图。看看一些诗歌学会、协会，实际上已变成商会。

忧国忧民的诗人，不少是口号诗人，其作品技术含量不高。私我的那些诗人，则打着人文旗帜，强调人本身存在的价值，有的还标榜自己的“公知”形象，结果又是一波“文化口红”。

海子应该不是一个随波逐流的人，也不是一个先知先觉的引导者。他的自绝，只是一种避世行为，极端化了。这种避世者，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西方国家比比皆是，《瓦尔登湖》的作者梭罗就是一个典型。对他在瓦尔登湖独居两年，有两种说法：跟不上时代的脚步，自觉退回原始社会，直接回到农耕时代；拒绝工业文明，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。其实，在实际生活中，梭罗是个低能儿。在日本，夏目漱石，一个标准的旁观者，在火热的明治维新中，虽然没有像梭罗那样去过乡下人的日子，也是身在现场心不在现场。

改革开放，似乎与诗人海子无关。他只有一个小目标：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。因为没有房子，他的感情生活都是空白。从他自杀当年的成名作来看，他只是想过一种清心寡欲的日子。

非常幽默的是，他当年的小目标，今天只有富人才可能实现，因为，还要面朝大海。

这个世界，就是让人如此感慨：房地产商用一个穷小子的诗句启发富人的遐想，而这个穷小子，卧在冰冷的铁轨上。

其实，海子的诗歌技术含量并不高，相比北岛、顾城、舒婷来说，他还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准。“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，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”，“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,我却用它寻找光明”，“我如果爱你——绝不学攀援的凌霄花，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”……和这样的句子比较，海子的诗很朴素，很口水。如果在这个方面海子是中国诗歌的代表，那么相对应的，中国小说的代表就是路遥。路遥后来获得茅盾文学奖的《平凡的世界》，先开始一直是退稿，但是却畅销到今天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朴素，接地气，打动了无数草根的心。

实际上，把海子的绝命诗——也是他的成名作——和他以前短暂的创作爆发期的作品相比，他以前的作品显得用力过猛，尤其是长诗，如语言瀑布，泥沙俱下。最后，他返璞归真，平淡如静水。没有了急功近利，没有了立竿见影，没有了弯道超车，没有了百尺竿头，他才显示出自己真正的内心，却是那种脆弱的、神经质的、盲流般的，让一个淳朴孩子的小目标在诗歌中真实展现。

如果再把海子的名句拆开来看，“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”，本来就是民间经常使用的句子，并不是他的独创，也不是他的原创，只不过海子放大了其影响。这样一句表达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诗之所以流行，源自三十年前普通老百姓对于自身生存状态的困惑——当年贪腐现象已不鲜见，像海子这样身在现场心不在现场的知识分子，只能在贫困孤独中一面自怨自艾，一面自我澎湃；他甚至谈不好一次恋爱。

有人说，海子现象最大的受益者西川是借海子放大自己在诗坛的影响。其实，西川也在放大海子的影响，他们是彼此借势。

可笑的是，海子居然也成为一些附庸风雅的官员追捧的对象，成为他们恶补文化的低门槛，更成为房地产广告的文案，让银子变得文化一点而闪亮起来。这是黑色幽默吗？

（《文学自由谈》，2019年第2期）

相关阅读

双月刊 · 单月27日出刊

订  阅

全国各地邮局

邮发代号/6-111

邮  购

《文学自由谈》编辑部

天津市和平区新华路237号（300040）

022-23395034

投稿邮箱

[e-mail]

海外发行

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

海外代号/BM1132 

每期定价/10.00元  全年定价/60.00元

---

扫描下方二维码，关注本刊微信公众号